有一种别样的“乡村记忆”

小丫丫

有一种别样的“乡村记忆”<BR>　　<BR>　　清秋子<BR>　　<BR>　　我一向对乡土作家怀有敬畏之感，总觉得他们的文化渊源深不可测。无论是清淡一流的，还是浓烈一流的，我总闹不清楚，他们的源头是来自哪里？那描述的方式，既不是来自古代白话小说，也不是来自翻译文体；那些审美的角度，也令人匪夷所思。正如王朔所说，故乡在乡村的作者，老是有一个源泉可供他们不断挖掘。<BR>　　<BR>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视为乡土作者，我的自我文化定位也从来就是城市居住者。但是，在检点近两年的小说创作时，发现自己的四部长篇作品中，竟有一半涉及到乡村。为什么会这样子？我想，凡事皆有因。我的故乡虽不在乡村，但我毕竟有过八年的插队经历。这个特殊的经历，是发生在我17—24岁间。那正是人生从青涩过渡到成熟时，于是，乡村的气息，也就潜在于我的血液里，只是我不自知罢了。<BR>　　<BR>　　我最近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折腾十年》和《那年头的爱情》，写的都是乡村。写完后，对自己的作品居然也有了暗自惊异的陌生感。我感到我是踏入了他人的领地。<BR>　　<BR>　　然而我清楚，自己与“乡土小说家”们不同。我觉得以往的乡土作家，大都是以农民“代言人”的角色在叙述。我读他们的作品，难免有些恍惚，把握不住。我熟悉农民，也熟悉乡村，但是，对这种“代言”式的叙述，总不大能习惯。我觉得，他们是在叙述他们心目中的乡村，而不是真实的乡村。那些故意很疙里疙瘩的文字，仅仅是“文学的乡村”而已。<BR>　　<BR>　　而我的乡村记忆，并不“文学”。我还不到17岁，就下到了中国的乡村，实实在在做了几年“苦力”。我以一个城市人的视角，看到了一个活的、很美却又很丑的乡村。由少年到青年时的感受，是敏感的，因此，乡村的记忆便不可磨灭。到1998年，也就是新世纪来临之前，我又有机会接触了现代的乡村。这一次下乡，我为乡村里一切都不同了而惊讶，但也看到了一切又都没有什么不同。乡村的寂寞与困境，是永久的。于是，就有一种力量在驱策着我，使我要将自己所知道的乡村写出来。<BR>　　<BR>　　这两部小说的背景，是相隔了三十年的时光的。前一部，写的是“少年知青”；后一部，是写七年前的海南乡村事情。灵感与素材，都来自我的亲身经历。<BR>　　<BR>　　在这里，先说说写知青的这一部。知青文学，在二十多年前，曾风起云涌过，出过一阵风头。其理想主义内涵与激情文字，其实是延续了前一个时代的大叙事。无论怎样地在控诉过去，知青文学中的主角人物，都仍然是能够呼风唤雨的虚幻超人。直到王小波出来纠正。但王小波的知青文学，是极端夸张的现代派，人们可以感觉到那种氛围，却不能想象那是怎样的一种事实。<BR>　　<BR>　　我在小说里，就只想还原事实。我之下乡，的确不能称为青年的有为之举。那时17岁不到，尚未成人。放到现在，是家长“含在嘴里怕化了”的金贵苗子，正是任性时节。所以可想而知，我们那时候虽不金贵但也是“祖国花朵”，顽皮少年下乡，自然会有一些赖皮、胡闹、与黑色幽默。我们有理想，但不是彼理想，我们有悲愤，但不是彼悲愤。我们经历的，是两种文化残酷的撞击，是猛然被掼到一个严酷而浪漫的环境中的惶惑。在苍凉蛮荒的长白山麓，原始森林、先烈踪迹、林中隐者、山野传说、夜半狼群，还有至今仍不可解的神秘信号弹，都对我们构成陌生效果。忽忽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这一代，都成了五十老者，我忽然觉得，那一段时光，是上好的小说料子。我们彼时的叛逆心理，应不比现在的韩寒、春树少多少。时代虽不同，孩子的好恶取舍应不会有天壤之别。<BR>　　<BR>　　因此，我老老实实把那一段经历写了下来，这就是《折腾十年》。所谓“十年”，是一个概数，我详尽写的，是下乡过程中一年的遭遇。我的手法是纪实，因此一方面，它是一个小说，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说是一部浓缩了的回忆录。我的经历，有足够的荒诞与传奇，但就是没有早年知青文学里的那种纯洁理想主义。我们顽皮、放肆，以嘲笑神圣为乐事，以“堕落”来对抗强制，比如与青年农民“争风吃醋”、打架斗殴、偷鸡摸鸭、甚至偷开军车，于是有了许多少年的荒唐与搞笑。当然那背面，都有着无限辛酸，甚至一生都摆脱不了。至于那一代的知青，为何都有执着的“苏联情结”，我在书中也做了文化上的解释，相信是能够服人的，我们实际上是以一个不存在的乌托邦来缓释现实的苦难。以我的经验，理想主义式的知青生活，起码不是普遍的存在，因那时的农村，绝无理想主义存活的土壤。那时乡村里有的，只是艰难的生活和令人窒息的闭塞。我们的调皮捣蛋，不过是绝望的抵抗。现在来回首当年红遍全国的知青文学，也许是一些浪漫诗，但并不足以代表知青。我要做的，就是来一个颠覆，是要以当下的年轻人也能接受的审美叙述，来讲过去的故事。我要告诉大家，当年的知青——“老三届”们，不是圣贤，而不过就是些倒霉的孩子。<BR>　　<BR>　　再说第二部，写海南当代农村场景的《那年头的爱情》。书名有点儿时尚，而内容并不如此，它实际是写城市人应该如何看乡村的。虽然我确实是写了一场爱情，但骨子里却是在讲乡村与城市间的不平等。新时代的乡村，它原有的文化、经济框架已经被完全冲毁，我写了农民在这场巨大变更中的被动与无奈。我试图用清醒的笔调去写乡村，不刻意去做村野鲁钝状。书里写了几个人物，我以为最值得一说的，是一个名叫六莲的女孩。这个纯真的乡村女孩形象，我很钟爱，写的时候用了心。这是一个在乡村特立独行的少女，其身世与追求，都很独特。她有乡村的淳朴，但支撑她热爱生活的动力，却是对于陌生城市的向往。当她遇到了一个城里来的知识白领时，就对他倾注了特别的情感。小姑娘六莲的梦，遭遇到的是城乡的鸿沟，最终自然要破灭。但在梦的衍生过程中，却有无比的美与优雅。六莲是在亚热带清秀的乡村里才可能有的一个少女，她的梦想，她的恋情，都市的年轻人会感到很新鲜很奇异。六莲的命运，在所谓转型期，难免要坎坷。这个人物，无论其天性如何天真烂漫，总还是有难解的内心凄苦。我写了她在一段时间内的遭遇，却不忍心去设想她的将来。<BR>　　<BR>　　其他还有若干人，也各自有故事，相信都可发人深省。我在新时代，很少下乡，接触的农民少之又少。之所以忽然给如此之多的乡村人物“画像”，得益于90年代以来我与三教九流的接触。我非常熟悉来自农村的形形色色人物。因此，仅仅在海南的乡村呆了短短的一个时期，我就把握住了现在的农民之所想、之所需，以及我们城市欠他们的“债”。当然，乡村目前已好了一些，但无奈总还是多。2003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了加深体验，几次三番去海口附近一个叫“丁村”的地方去转，日暮方回。一路走，一路看，乡村景色变为乡镇景色，乡镇景色又变为都市景色。我平时习以为常的街市，当从乡村走出来再看时，竟有天上宫阙一般的富丽。这给我震动不小，不禁再次忆起知青时代跳不出“农门”的那种绝望。于是，城乡之间的隔阂及其悲剧意味，就成了《那年头的爱情》里的一个主脉，我把握着它，写出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乡村记忆”。<BR>　　<BR>　　这部小说写完之后，乡土小说及其小说家们，于我就不再神秘了。因为我的这一路数，抓住的是现实乡村的脉，是清醒地在看乡村。我没有把“乡土”做一个招徕的标签。其实，我早在年轻时，就对诗人艾青笔下的乡村风情诗歌很钟情，后来又顶礼膜拜沈从文的《边城》，再后来，又至为佩服刘亮程关于家乡的描述。我所喜欢的，就是这类的乡土，它们不古怪，城市人也能被他们深深打动。我认为，他们才是告诉了我一些人性共通的东西。

Jessica

<>顶！</P>

舞雪雁

顶，好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