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崎现商业随笔——某些浙商要懂得反躬自省

龚崎现

■文/龚崎现
浙商，这个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非同凡响的特殊群体，除了受到各个地方政府热情欢迎外，近来开始也爆出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不管“出事”的浙商是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选择的结果都很雷同：逃跑或自杀。

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又跑了一个”这样的现象，这也成为浙商当中的特有现象。金乌集团老板逃跑，江龙控股老板逃跑，中港集团高管层集体逃跑，以及近日带着上亿资金逃到国外的毛伟国父女……

令人震惊的逃逸新闻一个接着一个在浙商当中爆出，让人不得不对这个曾经发红、现在还没有变黑的浙江商帮表示担忧：

浙商的道路还能走多远？
浙商的肌体是否已经出现问题？
浙商的能量否能适应他们快速奔跑？
……

2008年6月，义乌金乌集团资金链断裂，负责人张政建以融资为名远遁海外，迟迟不归。6月3日、4日，金乌老板张政建金蝉脱壳遁逃海外，留下约17亿多元巨额债务和一堆烂摊子无人处理。至7月8日，金乌集团在浙江省最后一家公司娇丽袜业两条生产线正式停产，曾经的“义乌第一纳税大户”金乌集团宣告土崩瓦解。

2008年10月，中国最大的印染企业顷刻间轰然倾塌，董事长陶寿龙夫妇突然失踪，债主纷纷上门。江龙控股是一家集产供销于一体的大型印染企业，旗下有浙江南方科技、浙江江龙纺织印染等多家企业，其中江龙印染于2006年在新加坡主板上市，其股票名称为“中国印染”。江龙控股董事长失踪之后，“中国印染”于新加坡当地时间10月8日14时20分发布公告，称该公司股票暂停交易1400小时。此前，该股收盘价为0.15新元，与当初的发行价0.27新元相比，股价已经跌去将近一半。陶寿龙的失踪一度成为江龙控股出事的风向标。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该公司资金链断裂或将涉及高额的民间借贷，其中拖欠供货商的货款就达2亿元左右。加上一些对外担保和其他债务，总数额已远远超过20亿元。

2008年10月，金华房地产开发商浙江中港集团老板丁庆平夫妇，因拖欠2亿元银行债务而率领公司高管层集体外逃。因该集团高层集体失踪，法人代表历欧及幕后老板丁庆平等携巨款潜逃，中港集团于10月11日晚被法院查封。中港公司是一家拥有省级房地产开发二级资质的综合经营公司，成立于1996年，注册资金3600万元，系浙江中港集团有限公司控股投资的主营子公司。10多年来，房产开发足迹遍及杭州、义乌、金华、上海、南京等多个城市。中港事件发生后，遗留了2幢烂尾楼盘，许多购房户交了钱却拿不到房，部分民工被拖欠工资。

2009年3月26日，《宿迁日报》发布公告：由浙江投资商毛某投资的宿迁骏泰置业项目及宿迁国泰百货因投资者出走，应职工及供货商要求，市政府相关部门同意其进行清理，暂停营业。当天，宿迁市经贸委连同公安局进驻国泰，进行债务债权登记，接受国泰百货供货商们撤柜。现场拉起了警戒线，许多供货商在排队，一批只进入5个，队伍排到了晚上。毛伟国投资的江苏宿迁国泰商业广场，从3月25日起就聚集了大批要债和要求退货、退房的人。而事发前毛伟国父女已带着上亿资金逃到国外。他们欠银行贷款和民间集资至少2个多亿。

除了以上这些已经浮出水面的逃跑事件外，还有一些真真假假的浙商“跳跑事件”不绝于耳。见诸传媒的著名逃跑只是极少数，更多的逃跑默默无闻，因为这样一个功利的时代“出名”必然也要讲资格。
2008年3月31日，正因重感冒而挂点滴的温州米哥食品老板白创仁，匆匆从上海赶回温州。此前，温州满城疯传这家当地最大食品企业的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逃往外地躲债。回来后，白创仁向记者否认逃跑的传言，而强调自己是在上海筹款救急。之前他在温州等地的融资以失败告终，被所有中小银行拒之门外。有一种说法是，白曾想逃跑，最终被温州政府劝回。

2008年7月19日，从温州永嘉县出逃的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老板朱吉光，在乐清市的一家小客栈里以服毒结束了自己56岁的生命，也了断了半年多的逃债生涯。临终前留给一对儿女的遗书只有20余字：“你们自己保重，对你们的妈妈好一点，爸走了，没用了。”此时，朱吉光在一年前为自己的朋友叶贤敏做担保的借款，已经连本带利滚到1000万。多家担保公司的逼债把他逼上了黄泉路。

做生意就做生意嘛，把命都搭上了还真是划不来。按理说连命都可以不要了还什么可怕呢，问题是有些事情比命还大，也就是拼了命也赔不起了，那就只有选择“一死百了”这样的逃避方式来。跑了，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再跑也跑不出地球啊，反正还是要回来的，到最后该怎么着还是要怎么着、或者想怎么着还是可以怎么着；死了，那就真的拜拜了。再苦再难，人生在世做什么事情不要把命搭上，不然一觉醒来天都黑了，那就醒得太迟了。

作为浙江人，一下是我对广大浙商的一点建议：

不要把偶然当必然
机会主义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好好总结，接受教训，练好内功，才是未来企业的真正出路
“在宏观调控和经济降温之下，浙江商人们赖以发家的金融工具——互相担保的地雷引爆了，一位经历了多起企业资金链断裂的银行信贷部门人士评论说，不，这不是地雷，这些企业就像用导火线捆在一起的集束炸药包。一个爆炸，就大家一块炸。”而长期研究浙江经济生态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则把逃跑风潮部分归因于市场退出通道的不畅。他说：“破产保护的理念难以植入浙商的商业文化之中。”
浙商的成功除了特殊的商业基因，跟改开开放的大好时机也不无关系，也就是说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处处都有“机会主义”的机会存在，然而这是时代的一种偶然，把偶然当必然不但是一种短视，而且危险。

不要把非常当正常
作为企业的特殊时期，借用高利息的民间资本可以理解，这是作为企业非常时期一种解困的方法，但是如果形成习惯那是很可怕的事情，这就好比吸毒，上瘾了也就难以摆脱了。当然话说回来，把“非常当正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疾病之一，这是每个时代都要付出的代价，作为浙江人的我如果有什么私心的话，就是希望浙商能够不断超越，不做时代的祭品。如何尽快在“非常时期”脱离出来，尽快回归到理性状态，真正靠实力在印证未来，我认为这才是作为商人健康的状态，特别是对于“过早成功”的浙商，更要有这样一份理性。

不要把风气当正气
改革开放3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滋生了种种流弊，其实社会风气的败落就是其中之一。对于老前辈来说最受不了的就是社会风气问题，气得胡须发抖地责骂：“你看这个社会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们这些年轻人。”不管这样苛责的方式如何，对老前辈们的感受确实应该理解，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啊。对于商人来说谋取利益是一种天职，利润最大化无可非议，但是凡事都有个度和社会公德问题。在浙江的某些地区有些商业风气确实不能让人苟同，特别是在资本的运营上，有点“要钱不要命”的感觉了，为了企业的发展不择手段都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为了企业的发展连命就搭进去了，也实在是划不来，如进来某些浙商的自私、逃跑。

不要把品牌当招牌
招牌本来是用来彰显品牌魅力和品牌内涵的，可惜的是有些商人把招牌当成了“羊头”，而私底下卖得确实“狗肉”，让人失望。更可怕的是把招牌当成了“招摇过市”的工具，最终使消费者进入了“宁愿信其假不愿信其真”的可怕境地。我这里所说的招牌，一方面是企业的招牌，另一方面是浙商这个招牌。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取得的经济效益有目共睹，浙商也由自富走向共富——把浙江的致富经验带到全国各地、把浙江的资本带到全国各地，浙商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香饽饽。有一点，招牌如果不好好维护就成不了品牌，品牌不是没有生命的招牌，需要不断地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样品牌才不会枯竭，而“浙商”这个品牌是靠广大的浙商来维护的，如果浙商接二连三的出事，这不但是浙商的不幸，更是中国经济的不幸。

不要把客气当福气
由于浙商对各地经济的贡献，浙商也成为了各地政府的座上宾，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政府，各地也搞起“浙商最佳投资城市”的评选，目的无非是为更好的吸引浙商来投资。浙商要搞清楚各地政府在“客气”的背后真实动机，那就是“经济贡献”这个硬性指标，这是这个时代现实的一面。我对你“恭敬如宾”是因为你会给我带来财富，不然就一边去，这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这也是商业社会的现实，不以个人的喜好而转移。作为商人当然心知肚明这样的现实，只是某些商人在利益面前头脑发热，把某些东西太当真了，其结果必然是失宠。商业的本质就是交易，既然如此商人就应该明白：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在全国人们对浙商的“尊敬”中，浙商要学会珍惜，不然就会把客气当福气，生意做不成不说，形象也会大打折扣。

也是作为浙商的我，无意去抹黑浙商形象，而是在行走商道的过程见到了太多不和谐的事情，特别在浙商横行的苏北，这么多年我见过了太说浙商的“出事”现象。一方面是浙商的风光无限，另一面是某些浙商的黯然失色，所谓“一粒老鼠屎坏了一箩筐的米”，如果浙商频频“出事”的话，全国人们也就会发出这样“浙商也不过如此”的感叹。浙商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这个品牌的维护不仅需要广大的浙商严以律己，更需要政府积极引导，特别是应该出台一些管理浙商的方法，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希望广大的浙商能够反躬自省，在完善自己的同时也给浙商这个群体带来好的影响，这样对浙商才能在中国的经济舞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终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添砖加瓦。

龚崎现商业随笔《生意场的那些事》2008年10月26日于江苏淮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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