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我国“申遗热”背后有隐忧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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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ref="http://www.sina.com.cn" target="_blank" >http://www.sina.com.cn</A> 2004年07月03日01:28 新民周刊
7月1日下午1点18分,随着第二十八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临时执行主席的一锤定音,中国第三十项世界遗产由此诞生——位于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P>
<> 吉林省副省长李锦斌笑容满面步出会场,辽宁省副省长滕卫平欣喜万分:“我们要联合吉林省大力发展世界遗产旅游经济。”</P>
<P>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郑孝燮、罗哲文,委员谢凝高、谢辰生,作为参加本次会议的特别观察员,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冷静地指出,“申遗”背后有隐忧。</P>
<P> 急于贴现,“申遗”步入歧途</P>
<P> 1985年,侯仁之、阳涵熙、罗哲文和郑孝燮四位专家共同起草申报文本,中国成为世界遗产的缔约国。十几年来,随着世界遗产品牌的商业价值不断突现,申遗热潮席卷全国。</P>
<P> 郑孝燮指出,在形形色色的“申遗”动机中,只有一部分是抱着保护的态度,多数只是看到了申遗成功之后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走上了歧途。</P>
<P> 谢辰生说,“历史文化遗产是国家、民族、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蕴含着众多历史信息,有极高的认识价值,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遗产,消失了就是不可弥补的损失,这样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为了提升地方知名度,有利于招商引资,这样的申遗动机往往是不可靠的。‘申遗’成功,在客观上有可能起到带动经济的作用,如平遥古城,以前一年收入不过18万,‘申遗’成功后,每年的门票收入就达500万。但很多时候‘申遗’并不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益,需要长时间的累积。急于‘贴现’的地方政府往往看不到这一点,一旦达不到目的,申遗的热情马上会从沸点降到冰点。”</P>
<P> 开发过度,遗产当作摇钱树</P>
<P> 对世界遗产价值认识的不到位,导致我们今天还没有对世界遗产的性质做出清晰的界定。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教授说,历史文化遗产的性质就是保护性的、社会公益性的、传世性的,从来没有见到哪个国家将世界遗产的性质界定成旅游资源。将遗产保护地变成经济开发区,这必然造成文化遗产的破坏性开发。</P>
<P> “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旅游设施泛滥,受到联合国专家的严肃批评,结果为了恢复自然面貌,又要花很大代价去拆除。武当山的遇真宫被一把大火烧了,这些都是世界遗产被过度商业开发的一个缩影。看到泰山上的索道,就像看到亲人额头上被砍掉一块,非常让人难受。”</P>
<P> 谢辰生说,保护和发展本来没有矛盾,之所以产生矛盾,就是没有正确处理保护与利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保护永远是发展的前提”。</P>
<P> 国家文物保护法第25条明确规定,严禁将文化遗产作为产业经营,但目前存在大量的经营行为,实际上是一种违法行为。谢辰生认为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有法不依、违法不究”。</P>
<P> 罗哲文也认为开发与保护本来就不该产生矛盾,“文化遗产本身就是城市的一笔宝贵财富。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通过开发旅游和相关产业,使资源转化为财富,完全可以达到保护和开发相协调的效果。国外有很多旅游宾馆都建在老宅里、老街上,我们的四合院也可以做成特色旅馆,合理用起来,也就没人拆了。在平遥古城有大量古宅改成的宾馆,比星级酒店还受欢迎。只要圈出保护范围,定下建筑的高度、色彩、形式,开发和保护都按照规则来,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决。”</P>
<P> 谢辰生痛心地指出,国内的世界遗产保护,除了敦煌做得比较好以外,“其他有相当数量的世界遗产存在着开发过度的问题”。遗产地政府和管理机构把世界遗产当成了“摇钱树”,不惜以牺牲和破坏世界遗产为代价,换取暂时的经济繁荣。 </P>
<P> 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司巡视员、世界遗产处处长郭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曾经问过埃及文物局官员一个让他们觉得十分幼稚的问题——为什么由文物局直接统管本国的世界遗产。对方的解释是,地方官员不可能有这样的全局意识,他只可能局限在自己狭小的利益圈子里,考虑自己的一方子民,这样做不利于文物保护工作。“埃及文物局竟然拥有佩枪的警察。”郭旃说这在国内是想都不敢想的。</P>
<P> 钱没用在刀刃上</P>
<P> “把岱顶建成热闹非凡的天上城市”、“把风景的泰山改造成经济的泰山”、“把峨眉山打造成中国第一山”,豪言壮语的背后,是一刀刀献给文化遗产的致命伤。</P>
<P> 泰山顶真的变成了一个小城市,武陵源里也有了商业街,黄山更是成了一个拥有大量宾馆、饭店、职工宿舍、索道、水库等“人居工程”的景区,比较20年前制定的黄山景区总体规划,旅游床位和服务人员各增加了70%和400%;高档宾馆的标准间数、总建筑面积以及山上水库库容更是分别增加了13倍、7倍和100倍……</P>
<P> 商业化、城镇化、人工化让世界文化遗产妖娆得像个抹着红脸蛋的村姑——乡气实足,却无半点本真。难怪外国专家考察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说,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厕所建设专家(爱给景观套上件漂亮的白瓷砖衣服)?</P>
<P> 谢辰生说,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龙门石刻。花很多钱修建人造龙宫,成了当地的政绩工程。要申报了,人家考察团一看,非拆不可。一建一拆,耗资上亿。“舍得花钱造假古董,不舍得花钱保护真文物”。</P>
<P> 山东省曾在齐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了一道新的长城,则被谢辰生斥为“造了假古董,毁了真文物”,“我们下去调查,居然没有人敢说,根本不肯领我们去看新修的长城,还是当地老百姓悄悄告诉我们的。这种情况在全国还不止一处。”这位被称为中国文物保护“最大的保守派”的老人,一直在为文物保护奔走呼号。水洗“三孔”的文物毁坏事件就是由他“捅”出来的。如今,他又盯上了山东的“人造长城”。</P>
<P> 超载开发、错位开发;重申报、轻保护……四位专家说,“申遗热”背后暴露出来的还是人的问题。</P>
<P> 据称,中国五大石窟之一的大足石刻博物馆属大足县管理,100多个管理人员中仅有11名专业人员,1名副研究员。而世界遗产的管理者中相当一部分是就地、非专业地任命,甚至是由旅游部门或企业或私人等代为行使管理权。</P>
<P> 谢辰生深恶痛绝地说,陕西省首开改变秦始皇陵文物保护单位管理体制,交由旅游企业经营的先河,流毒全国。这种遗产的高品位与遗产管理者的低素质之间的鲜明反差,深深影响了世界遗产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P>
<P> 遗产保护管理经费严重不足的现状一度让人以为问题出在了资金上。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谢凝高说,“现在景区的门票收入很高,动辄上千万上亿,用这些钱来保护文物绰绰有余。关键是大家都把世界遗产当‘唐僧肉’,谁都想要分一口。”</P>
<P> 谢辰生说得更直白,“我一直认为文物保护不是资金问题,主要是观念问题。现在有很多人是有钱的,北京恢复永定门用了18个亿,说没钱是假的,钱没用到刀刃上是真的。”</P>
<P> 鉴于目前国内世界遗产管理条块分割、很难统一的现状,谢凝高多次呼吁由国家把世界遗产集中管起来,成立国家遗产局,总管各种世界遗产。</P>
<P> “世界上很多国家遗产保护基本上是政府主导。这种管理体制职能集中,责任明确。同时,能够有效避免来自地方和其他方面不利于遗产保护的干扰因素。”</P>
<P> 专家的想法有些一厢情愿。郭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在国内建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管理世界遗产还很困难,基本上不太现实。最为可行的办法是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申报项目经过专家审核,发现问题及时纠正。</P>
<P> 郭旃还透露,国家正在准备出台一部关于世界遗产保护的法律,谢凝高一直呼吁的“保护性法规应该在开发性法规之前制定”总算快有结果了。而谢辰生则意味深长地说,越是市场经济,越要加强管理,我们要警惕“伪市场经济的陷阱”。</P>
<P> 年近90高龄的郑孝燮一言以蔽之,“光有有识之士还不行,还得有有识之官。”撰稿/陈 冰(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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