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到尘土里” 作者：崔 勇

还傻

荣荣，原名褚佩荣，196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84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化学系，先后做过教师、公务员，现在文学港杂志社供职。出版过多部诗集及散文随笔集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参加诗刊社第十届青春诗会，曾获首届徐志摩诗歌节青年诗人奖、新世纪十佳青年女诗人称号，诗集《像我的亲人》曾获第二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诗集《看见》的颁奖词：
　　“荣荣用精美而朴实的一部短诗集，展示了一位女诗人对生活的信心，对生命的珍爱，对尘世生活的独特体验。明快而细腻的诗风，让女性之爱在世俗生活中闪烁出夺目的光彩。”
　　
　　评委评语
　　有一种成熟人生的丰富感悟，对世事的洞彻和通达，使内心深处的诗意变得更为隽永绵长。
　　——谢冕
　　
　　荣荣诗歌以清新旷达的诗风，展示了中国女性优秀的精神品格，对美好事物由衷的赞颂、对生活无悔的热爱、对世事清晰透彻的洞察，从而让读者与其一起在诗意中分享人生的种种境遇。
　　 ——叶延滨
　　
　　生活经验的提升.生命快乐的发现。
　　——刘福春
　　多年来，总能从其作品中看到诗人的敏感和发现，近来她的诗更为成熟。对生活的热爱，对隐秘心理的揭示，对琐碎事物的理解与超越，以及语言的鲜活可感，使其作品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韩作荣
　　
　　荣荣的诗是开阔的，有着丰富的内涵与独特的生命体验，她的诗中对人的关怀与热爱是十分可贵的，她以优秀的语言与形式体现了一个现代女性良好的诗歌意识。
　　——林 莽
　　
　　荣荣的诗真挚粗放，有男性化特点，关注平民而颇具冲击力。
　　——陈仲义
　　
　　荣荣在多年的写作中始终执著于发现美好和善良的一面。她的诗越写越明朗、开阔，越来越能够让人记住，这是许多写诗的人总是做不到的事。
　　——郁 葱
　　
　　


     2007年岁末，在一篇谈话记录中，诗人荣荣强调了“写当下”的必要性。她说：“如果我们的诗人放弃了当下精彩的生活，我觉得这是诗歌的灰暗，是现代诗的悲哀。” 我们知道这位诗人在2007年凭借一本诗集《看见》荣获了“鲁迅文学奖”，我觉得荣荣的这个表达似乎接通了鲁迅先生的某种精神。
　　钱理群先生说鲁迅的作品有一种“看/被看”的模式。在我看来，作家“写当下”要的就是一种“看见”的能力，我觉得荣荣有“看见”的能力，她的这本诗集就叫做《看见》。诚如谢冕先生说“荣荣是思考型的诗人”，所以她在诗歌中并不是“投入”，而是“观察”。 正是看到了荣荣诗歌中的“思考”，吴思敬先生才说荣荣的诗歌有一种“坦荡的勇于承担的胸怀”，并开始“具有一种大家气象”。因为“荣荣早已超脱了青春少女的顾影自怜” 。
　　“看”可以分为“看他”与“看我”。“看他”和“看我”都需要荣荣自己所说的“勇气”和“洞察力”。在那篇谈话记录中，荣荣谈到了这本诗集中的一首诗歌《钟点工张喜瓶的又一个春天》。荣荣说她的这首小诗“做得对”，其实荣荣的这本诗集中像这样的“看他”的诗歌并不多，她更愿意“看我”，这个“我”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我作为一位女性”；一是“我作为一位诗人”。即便是这首《钟点工张喜瓶的又一个春天》也可以归入到“我作为一位女性”这一范畴。荣荣在这首诗歌中写到一个意象——蚂蚁：“一只跑动的/蚂蚁追赶着她的温饱”、“一只茫然的蚂蚁”。荣荣似乎比较喜欢“蚂蚁”这个意象，在她这本诗集中就多次写到这种忙碌的小动物，计有《如果一只蚂蚁想往上爬》《如果我能变得足够小》《我也歌唱春天》《数字时代的烦恼》等。我想荣荣在她的生活中一定是认真看过蚂蚁的，她在看蚂蚁的时候想到的大概就是“芸芸众生”这样的语词。我注意到这本诗集中有一首诗歌《传灯》，这诗题很容易让我想到《景德传灯录》和《五灯会元》这样的佛教典籍，所以我冥冥之中觉得荣荣应该是一个佛教徒，荣荣所居住的城市宁波附近就有普陀山。正是这样的臆测，我觉得荣荣的“思考”、“胸怀”、“承担”大概有一些佛家的视角。“蚂蚁”这个意象就是这佛家视角的一个产物，这忙碌而又茫然的蚂蚁何尝不是我们自身呢？
　　荣荣诗歌中的佛家视角的另外一个体现在她对男女之间情感的书写上。谢冕说荣荣所写的爱情诗不是“如那些纯情诗人般的投入，她更愿意‘观察’”。其实荣荣的这种“观察”能力是在后来慢慢获得的。这本诗集中有一首《五月十六日》，诗歌的写作时间是1997年的5月16日。我想大概诗题《五月十六日》是实写，而这首诗歌所写的内容就是为“我俩的名字会躺在一起”的日子——“你娶我”——写的，这首诗歌就有激情的“投入”。甚至在1999年写的那首《一个疯女人突然爱上了一个死者》，我们依然能看到激情和荒诞一起上演。但男女之间的情感，渐渐地在荒诞之后变得死寂，继而平静。在《海景大酒店》这首诗中，荣荣闻到了“背叛的气味”、“疾病的气味”、“令人窒息的命运的气味”和“羞辱的气味”。诗人甚至觉得自己“无力对付这首诗”。大概这就是荒诞。那曾经“为爱情去追邮车和书信/追一部畅销书忧伤的结尾”的女性，就像那在身体内部孕育“一二颗不朽”的珍珠的珠蚌一样，现在“岁月却把她洗劫一空”。“岁月用一面薄薄的镜子”打开了女人，“那人用一片锈蚀的刀”打开了珠蚌（《那天我看着一个人打开珠蚌》），这就是平静。所以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荣荣开始“观察”了，所以才有了谢冕提到的那首《双人床》。双人床上上演的只是一场身体游戏，并未涉及灵魂。莫非荣荣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她的头脑中闪现的只是四张连续的漫画？
　　这首《双人床》的叙述视角是俯视，这很耐人寻味。正是“俯视”让诗人跳出了出来，才有谢冕所说的“冷静”。前文所说的“蚂蚁”意象当然也是这种“俯视”视角的结果。荣荣的这本《看见》中，有很多诗作都是采取这样的视角。其实，俯视这样的视角就是宗教意识的体现，它全知全能，高居云端，体察芸芸众生。但这种视角并没有始终黏着在荣荣身上，在《双人床》的最后一节诗人安排了一场对话，及时将视角放平。即便是《如果一只蚂蚁想往上爬》中，诗人也能很自然地转到蚂蚁自己的视角上：“它在对另外一只蜜蜂哭诉”。而且在诗歌中，荣荣显然是更愿意将自己置于被俯视的位置，所以荣荣的诗作中依然体现着尘世间的焦灼。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荣荣诗歌中的观察与其说是一种“冷静”的反省，不如说是一种“冷静”的反讽。正是在这反讽中，荣荣诗歌依然保持了它的温度。只是不再“梦幻”。正如吴思敬先生提到的那样，荣荣现在“已褪去了青春期女子的自我依恋和爱情梦幻，情绪由热烈变得冷静，心态由冲动变得平和”。 所以她说“这孤单的人啊/他要在孤单里继续深入”（《网络》），“褪去了青春期”的荣荣在男女情感中参悟了“激情的大火之后丑陋的灰烬”（《羞愧》）的“空相”。
　　回头再看《五月十六日》，“我把我轻放到你的手里”，“你再也/逃不掉了”，这样的日子大概可以被称之为“被捕日”，因为随着“激情的大火之后”，我们要面对的可能就是“老套的故事”：“报废的总是许诺”（《老套的故事》），“没有永恒／只有庸碌的日常和垃圾时间”，所以荣荣才会决绝地喊出“如果我单身就让我继续单身”（《仅供参考》）。这句“如果我单身就让我继续单身”，总让我想起里尔克《秋日》里那句“现在还孤单的人就长久孤单下去”，只不过荣荣那里是女性的口吻。


       荣荣诗歌中自觉的女性意识在那首《露天堆场》中体现得很充分。这首诗歌无疑是一首不完美的杰作。说它是“杰作”是因为荣荣在一个平常的事物中窥见了女性的所有秘密，女性一如那露天堆场中所堆放的货物：“怕湿”——她需要遮蔽风雨；“向上”——她需要站着；“小心轻放”——她易碎。但也正如那些露天堆场堆放的货物一样，女性“这很难识别的贵重物”，这在我们这个男权社会中就被“置于露天，偶尔/顶一块军用雨布，衣不蔽体/出奇的安静”。说它“不完美”，是因为这首诗歌的第一节的最后一句以及整个第二节中“抒情主体”执意出场言说，降低了“看见”的力度和压力。这首诗歌的写作年代是1992年，我想如果是现在，荣荣大概不会这样了，因为“谢天谢地，青春终于逝去”，她“终于能停下来/看见一马平川”这样的“中年的风景”。从1992年写《露天堆场》到2005年写这首《“谢天谢地，青春终于逝去……”》，毕竟已经过了13年，那曾经的情怀大概已经如同《印染车间》中所写的那样难以记得。因为在时代这个“印染车间”，那些曾经发出“坚韧的叫喊”的“纤维”已经“被设计集体处理/着色上浆一点点地失去了声音”。抒情主体“失去了声音”之后，她才不会急于发声。只是她或许还在怀想那些青春。谁能够“把腿上的泥蹭得十分干净”呢？她一定还会像那只蚂蚁一样“趴在窗沿吟唱理想”。但这被置于露天堆场的“贵重物”是无法在这个世界上获得“平等”的。荣荣的诗歌中女性意识使得她在看待“三八妇女节”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被愚弄”。那飞过市场的一架飞机和一只鸟，“隔了很远／我们看到两个一样的黑点”（《三八妇女节》）就是“相同”，她觉得“她的嗓子哑了／那么多年／她仅仅说了‘平等’／还没有顾上说‘相同’”。“她”看到的“他使用的过的拳头是肿的”，“三八妇女节”只是“他在阳台上安慰一只猫”。男性使用过的拳头还是肿的，那么还能指望这个妇女节能带来什么呢？我感兴趣的是这首诗歌中的那些和男性和女性所对应的意象：“老鼠”、“飞机”是男性；“猫”、“鸟”是女性。“猫”是“老鼠”是天敌，难道男女之间永远是敌对？“飞机”和“鸟”同样可以在天空飞翔，但鸟儿有温度，能歌唱，飞机只是人类制造的一种物件。荣荣还自觉不自觉地将女性归入到“古代”的行列。她说：“让我只是一个旧句子／我愿意有人重读并且怆然泪下”（《谁在对谁说》），但她意识到“陈旧的暗香不会被反复抚摸”（《宴会大厅》），因为那些鸟儿或许和碎片一样，“伤感喧哗飞来飞去却//不能在那首曲子上停留／最后落地无声”（《在一个闹市茶馆里听某首旧曲》）。
　　从某种意义上讲，荣荣的作品，诚如有评论者说的那样，“是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写作”，“她的诗或许就是从一个伤口或笑口中涌出的。”
　　如果说 “我作为一位女性”的“看见”，体现了荣荣诗歌中的自觉的女性意识，那么“我作为一位诗人”的“看见”，则是荣荣对“诗人”和“诗”的自觉。收在《看见》中的那首《工艺雕刻师》显然可以看成是诗人的对诗人和诗歌的命运的体认。荣荣愿意将自己说成是一名高明的“主妇”，“要把当下很繁杂的生活，打理得很到位”。“诗歌”大概就是荣荣的“佛像”，那位高明的雕刻师让那些木头的、石头的、泥土的佛像，“在自己的触摸下不用贴金／就闪闪发光”，荣荣也渴望诗歌这尊佛像在她的手的触摸下熠熠生辉。在鲁迅文学奖颁奖晚会上，给诗集《看见》的颁奖词是这样的：“荣荣用精美而朴实的一部短诗集，展示了一位女诗人对生活的信心，对生命的珍爱，对尘世生活的独特体验。明快而细腻的诗风，让女性之爱在世俗生活中闪烁出夺目的光彩。”荣荣很珍爱这个评语，说她更愿意将此评语，当做自己今后的写作目标。“而在具体的写作中，我还是想一如既往地简约和质朴，让诗歌像生活那样，简单踏实，却蕴藏着无穷的诗意。” 荣荣很强调写出“更具自己的个性”的作品。荣荣没有用“雕刻家”而用“工艺雕刻师”这个名称来称呼她笔下的人物，这似乎表明荣荣还是将自己定义为“一位匠人”，她知道诗歌是一门手艺，她与她的诗歌佛像之间的关系是“依依不舍”。在诗歌《工艺雕刻师》中，雕刻师最终完成的只是自己的雕像，她可能也只是完成一个叫“荣荣”的诗人的诗。荣荣似乎对诗歌未来的命运和诗人的命运有很大的担心，因为在这首诗歌中，雕刻师在完成他最后的佛像的时候，佛像最终被人们推倒了。当巨大的佛像被推倒之时，荣荣虽然相信“那沉重的声响还是惊醒了什么”，但那也只是“他额外制造的一点小小的恐慌”。
　　荣荣说“这些年我就这样写着我的心，我的思，我的想，我所看见的，我所感受着的。事实是，我从来就在现实里面，现实就像一桶很湿润巨大的汁液，将我整个浸泡了。”我想这位将自己浸泡在现实里面的诗人可能还是偏爱自己的“敏感”。在诗歌《传灯》中，诗人显然是知道自己的使命的，她就是那个看到掌灯人的人之一，那位掌灯人“将光明传给了我们／又让我们传给更多的人”。说到底诗歌就是那盏灯，诗人的使命就是接过前代传灯人手中的灯，将之传下去。但传灯人其实也是“追暗者”，灯的命运不在光明之中，它必须居于暗中，诗人就是这样的“追暗者”，他居于暗中，“去点亮那些静静守候的灯”。
　　有评论家说，女性诗人的女性意识就是她们的暗，我想，荣荣诗歌中不断书写的女性之暗，也就证明了荣荣作为一位传灯者的位置。荣荣有一首诗歌叫《一定要有漏洞》。佛教中将“女性”称之为“五漏之身”，女性的修炼比男性要难得多。“一定要有漏洞！跟着它/我像水滴一样圆润融入那么多/不愉快不完美不圆满/不再害怕损害”。我想荣荣的“一定要有漏洞”的确是一种洞见，这种洞见是来自荣荣所具有一种自觉的女性意识。正是窥见了“漏洞”，荣荣才会想到“弥补”，跟着“漏洞”，我才可能“像水滴一样圆润”，才“不再害怕损害”。窥见“漏洞”是洞察力，而体认漏洞则是勇气。荣荣正是在体认漏洞中真正体认了女性，继而体认了人类。正如在这首诗歌中写的那样，漏洞“它不神圣也不会闪烁／绝对的灰暗常常在云端／向我们张一只失败的眼”。但“它就活在那么多人的身体里”。体认了人身体里的漏洞，才会真正体认“蚂蚁”人生，才会体认人的卑微。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将自己“放得很低很低／比世俗的生活更低／低到不再抽绿、开花／低到尘土里”（《钟点工张喜瓶的又一个春天》）。一旦我们将自己“低到尘土里”，或许我们才可能体认我们这个世界的温度的变化，我们才会体会到“春天”那“和气的阳光！”也正如此，荣荣写道：“我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要选择死亡背后的道路／它有可以容忍的弯曲和事故／它通向适合我永久居住的宗教”（《出路》）。
　　
　　
　　崔勇，1972年生，安徽望江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2005级博士生，温州大学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