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医宝鉴》 2009.8.15 中医为什么没能在“韩医”前申遗

天文绿蛇

《东医宝鉴》申遗 “中医”如此这般成“韩医”
2009-8-13 东方早报记者　顾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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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时代中医读本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  韩国学者欲以此确立“韩医学”正体性  被指无视历史真实

作为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在1986年之前的悠长历史中，韩国（或朝鲜）的医疗体系从未有“韩医”一说，而多数沿用“汉医”（即中医）或“汉方”之说。朝鲜时代的许浚通过参考大量中国古医书于1596年编纂了一部《东医宝鉴》。前不久，韩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的该书初刊本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耐人寻味的是，在韩国有关的宣传中，《东医宝鉴》被称为是总结“韩医学”精华的集大成之作，申遗成功也被韩国一些组织认为是宣传“韩医”及确立“韩医学是韩国传统医学的正体性”的绝好机会。针对这些观点，一些学者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则认为，《东医宝鉴》95%的内容均辑录自中医著作，并非原创，将之称为总结“韩医学”精华的著作是完全无视历史真实，其准确的定位就是一位朝鲜人学习中医后所编纂的中医集成读本。


《东医宝鉴》

《东医宝鉴》等于“韩医学”著作？

韩国文化遗产厅近日宣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7月31日凌晨将韩国申请的《东医宝鉴》初刊本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在一些韩国媒体的报道中，《东医宝鉴》被称为是总结“韩医学”精华的伟大著作。为庆祝《东医宝鉴》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韩国将举办各种学术活动和特别展览。9月将在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举行“《东医宝鉴》特别策划展览”，韩国保健福祉家庭部计划在《东医宝鉴》发行400周年的2013年举行“国际韩医博览会”。

就在韩国上下的一片喜庆声中，韩国医师协会在《关于<东医宝鉴>申遗的评论》一文中认为“《东医宝鉴》中记载了很多类似‘成为隐形人的方法’、‘看到鬼神的方法’等完全不符合今天常识的内容”，因此“《东医宝鉴》申遗成功并不意味着世界承认‘韩医’是医学的一部分”。

然而，无论是喜庆也罢，争论也罢，在韩国，大多的看法依然是把《东医宝鉴》与“韩医”画上了等号。在韩国人的计划中，有意或无意的，他们是把《东医宝鉴》申遗作为区分“韩医”和中医的主要证据。无论是不断发表的关于《东医宝鉴》的韩国论文，还是庆祝《东医宝鉴》发行400周年而举行“国际韩医博览会”，一个围绕《东医宝鉴》的“韩医学”童话写作已经接近尾声。

事实上，由于中国国内看过这本书和了解中医的人越来越少，而欧美世界对《东医宝鉴》是一本中医书的见识也极少，韩国在国际上把其国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汉医（中医）”的概念偷换为“韩医”的计划正在逐步实现。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从目前的情况看，下一步，韩国或将继续阐明所谓“韩医”与中医的不同，将之视为所谓起源相近的两种医学体系，并将所涉及的庞大的药学及成方转换为“韩医”固有。因为韩国法律明确规定这些药物转换为市场上药物，无须进行临床试验，这将成为其在未来药物学以及医学创新方面独有的基础和起点，从而构成其在医学领域的竞争能力 。


①.纯以汉字书写的《东医宝鉴》


②.具有中药成分的保健食品


③.韩国图书馆收藏的《东医宝鉴》


④.人参是朝鲜半岛的中药特产

“这就是朝鲜人写的中医书！”

“《东医宝鉴》在一般的中医药图书馆都收藏的，我在求学时读过，这本书的序言及其内容都明白无误地说明了，这就是一本古代朝鲜人在学习中医后用汉字编撰的一部关于中医的图书，在中医史上其地位最多算是中等。”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裕民昨天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如是断言。

据悉，《东医宝鉴》是由公元1596年（朝鲜李王朝宣祖二十九年）时任太医许浚历经14年编纂完成的一本医书。此书共25卷，全部用汉字写成。主要纂辑自中国古代医书如《素问》、《灵枢》、《伤寒论》、《证类本草》、《圣济总录》、《直指方》、《世医得效方》、《医学正传》、《古今医鉴》、《医学入门》、《万病回春》、《医学纲目》等80多种，“纂辑”的另一说法其实也可以说是抄录，换言之，，《东医宝鉴》就是转抄引述80余种中医典籍的图书，而此书另外所引述的两本朝鲜人的著作《医方类聚》与《乡药集成方》也均是介绍中医的书籍，其中《医方类聚》是仿中国医学古籍《圣惠方》编写的，其中参考了中国医典100多部，《乡药集成方》则是仿照当时中国本草的体例，对朝鲜的本地药材进行的介绍，除名称标注本地名称外，其余所载药性均依照中医观点。

正如何裕民所说，《东医宝鉴》就是一位朝鲜人学习中医后所写的向朝鲜人介绍中医的集成读本，所有理论观点及用药准则无一不是来自于中医，其对中医药本身的贡献主要在于推动中医药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但并无产生一个新的医学体系的作用。

韩国也有观点认为“东医”即指的是“韩医”，但一些专家认为，这一说法其实根本经不起推敲，《东医宝鉴》其实出自朝鲜李王朝光海君之说，他评价许浚说：“东垣为北医，丹溪为南医，刘宗厚为（陕）西医，许浚则朝鲜之医，亦可谓之东医，鉴者明照万物。元朝罗谦甫著《卫生宝鉴》，本朝龚信著《古今医鉴》，故许浚之著作，亦可名为《东医宝鉴》。”也就是说，“东医”其实是对许浚个人的称赞，是相对于中医名家李东垣和朱丹溪而言，而对于医学来言，许浚学习并掌握的，也就是李东垣和朱丹溪学习所掌握的——中医，并不存在一个韩国自成体系的医学。

“韩医”概念改自“汉医”

那么，历史上到底有没有所谓的“韩医”呢？“韩医”和中医的关系到底如何？

其实不妨从朝鲜半岛的文化史说起，朝鲜半岛在历史上被称为箕子之国（史载是商代后裔箕子所立），历史上一直以“小中华”自居，明朝帮助朝鲜平定倭乱后，朝鲜一直奉明朝为正朔，甚至明亡后，朝鲜人在200多年的时间内均以崇祯年号纪年；汉字一直是朝鲜半岛数千年历史中的主流文字，就医学而言，也一直以中医为主，即所谓“汉医”。“韩国医师协会”在描述医史时也承认：公元561年，吴国的知聪带了包括《内外典》、《药书》等中国古籍赴日，途经半岛而传授汉医。直至1970年代，论及传统医学，韩国仍以“汉医”称之。在今天，中医药典籍《黄帝内经·素问》、《伤寒论》等依然是朝鲜半岛医学生的教材。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经济的腾飞，韩国开始“去汉字化”，在书写文字中全部改作拼音文字的韩文，也就在1986年4月，韩国国会通过《医疗改正案》，把一直存在的“汉医学”改为“韩医学”（在拼音的韩文中，这两个词并无区别），换言之，所谓“韩医”之说，至今也不过23年时间。

韩国有关机构称，“韩医是吸取中国医学，在韩国独立研究、开发，进而发达的一种古代医学……过去虽然以为是从中国传来的医学，而称之为‘汉医学’，但是近来已经认识到这是一种韩国固有的医学，因此从1986年6月开始，医疗法上规定改称‘韩方医学’。”而在韩国的网络上，“韩国的传统医学虽然和中国有点类似，然而是自然发生、自然发展出来的”一类的说法也不少。

与之相对应的是，日本对中医仍以“汉方医学”称之。一位日本医生说：“这是对历史的尊重。”

无论是韩国机构描述的“固有医学”说，还是“自然发展说”，对“韩医”诸如此类的描述在一些历史与医学家眼里就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与偷梁换柱。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周岱翰表示，所谓的“韩医”，其病理理论和治疗方法与中医基本类似，中医典籍仍然是“韩医”的主要学习内容，不过，韩国在某些中药和方剂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上也取得了一点成绩，“‘韩医’这样的提法和中医实际上没有多少可比性，因为它只是中医的一个分支。” 也有观点认为，“韩医”其实也可以视是“具有韩国特色的中医”。

意在确立“韩医学”的正体性

《东医宝鉴》几年前起议申遗时，因为被认为韩国把“中医”改为“韩医”申遗在中国引起较大争议，韩国方面后来解释只是一本书的申遗，但言语间对于韩国申遗的真正目的却犹抱琵琶，韩国学者韩大熙对此就直白多了，他说，通过申遗“要把韩医学确立为我们民族传统医学的正体性之后，逐步向韩医学的圣地而迈进”——也就是说，《东医宝鉴》申遗只是“项庄舞剑”，其意却在确立“韩医学”的正体性。

事实上，1986年以后，韩国国内一直做着把韩医与中医区分开来的解释。韩国庆熙医科大学国际关系教育研究院院长高炳熙认为，比如，“四象医学”就是韩国特有的理论体系，它注重人体在行为、生理特征和适应性方面的个性。

但这些观点在中国学者的眼中却牵强之极，也是对历史典籍的误读。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处长、博士生导师傅延龄说，“四象理论”和中医“阴阳五行”的理论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四象医学绝不代表韩医学，它只是比较出名的学术，同时，四象本身就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来源于《周易》，这种学术只是把疾病和人体体质相结合，按此诊断，而开的方子还是中医的方子，本质上还是属于中医。”

对于《东医宝鉴》的申遗成功，国内中医药界不少专家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依然给予了宽容的评价，并认为这本中医著作成为世界记忆遗产对中医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与中医典籍的申遗也并不冲突。但问题是，韩国人认为这是一本中医著作吗？从韩国方面的宣传与结合《东医宝鉴》发行400周年专门举行“国际韩医博览会”是不难看出他们的态度的。

一些学者认为，韩国试图建立自己的文化自信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真实性的尊重上，而不是在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概念上，把一本九成以上内容均辑录自中国中医典籍的医书说成什么“韩医学的集大成之作”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而试图通过此书的申遗以确立“韩医学是韩国传统医学的正体性”更是对东亚文明与历史的无知。


何裕民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会长、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谈《东医宝鉴》：

“一本中医纂辑之作，基本没有独创性”

东方早报：韩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的《东医宝鉴》初刊本此次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在韩国的一些宣传中，《东医宝鉴》被称为是当时总结“韩医学”精华的集大成之作，你怎么看这样的宣传？

何裕民：把《东医宝鉴》说成“总结韩医学精华的著作”这样的说法完全是伪命题，道理很简单，因为朝鲜时代根本没有“韩医学”这样的提法。朝鲜在历史上一度是中国的附属国，文化上也一直推崇汉文化，中医传入朝鲜半岛后一直被称作“汉方”或“汉方医学”、“汉医”，所谓的“韩医学”一说是从1986年以后韩国人修改后才提出的，至今不过20多年，历史上是没有“韩医”或“韩医学”之说的。相反，完全以汉字写成的《东医宝鉴》九成以上的内容都是辑录自中国医学典籍，这怎么能说是“总结韩医学精华的著作”呢？

东方早报：那么你怎么定位《东医宝鉴》？

何裕民：《东医宝鉴》作者许浚是朝鲜宣祖及光海君时代的人，这本书的准确定位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位朝鲜人在学习中医后用汉字编纂的一部关于中医的著作。此书主要参考并抄录的是中国古代医书包括《素问》、《灵枢》、《伤寒论》、《证类本草》等83种，而参考的当时朝鲜医书只有寥寥几种而已。

东方早报：韩国方面说申遗成功说明“《东医宝鉴》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独创性等”，你对重要性与独创性两方面怎么看？

何裕民：《东医宝鉴》在一般的中医图书馆里都有，也算一本有意义的著作，在中医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要说这个地位有多高，最多只能说中等，在中医（或汉医）著作方面，如果要找出与《东医宝鉴》平起平坐的书籍，至少有三五百种之多。至于独创性，可以说是基本是没有的，因为这部书并非原创，而是一部编纂之作，其特点是“裒聚诸方，辑成一书”，即基本以纂辑中医典籍为主，这怎么能说有什么独创性呢？

东方早报：那么作为一位知名的中医学家，你怎么看《东医宝鉴》成为世界记忆遗产？

何裕民：从历史著作的角度看，这本书当然有一定的价值所在。这书成为记忆遗产，对中国来说是有些遗憾，但从中医的角度而言也是好事，因为这说明了中医的辐射范围之广，《东医宝鉴》的根就是中医的，这谁也否定不了；另一方面，不管韩国把原本的汉医（中医）改成什么名字，但至少，他们把中医还是当回事的。

东方早报：那么你觉得现在应当怎么看待“韩医”？

何裕民：叫什么那是人家的自由，毕竟是两个国家，不管他们现在叫什么，“韩医”也好，“韩医学”也好，但其源头都是中国中医，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

东方早报：你觉得这件事对中医来说有意义吗？

何裕民：多少还是有意义的，这会使我们更加珍惜中医，激励我们做好中医的传承与发展，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对中医的价值还争论不休。



记者手记  《本草纲目》申遗，路有多远？

“像《东医宝鉴》这样的中医著作，在中国可以找出的与之平起平坐的著作不下于三五百本。”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何裕民论及《东医宝鉴》的地位时说，这部书与《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中医药典籍的地位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然而，一个事实是，地位远远高于《东医宝鉴》的诸多中医著作目前并未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

论述这些话题的前提是，世界记忆遗产的评选机制是在西方倡议建立的，国人的文化自信与中国古籍的巨大价值当然未必就要靠这些所谓的“洋招牌”（现在国内一窝蜂地进行申遗也是一种文化自信心的缺失），但借此其实可以反思中国申遗体制与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以中医而言，早在2006年，中国便启动申遗，中国传统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在解释申报的必要性时认为：“通过‘申报’，可以让民众充分认识中国传统医药的价值，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传播并提高对中国传统医药的认识，体现以保护促发展，通过继承求创新的理念和思路”。

然而在这场中医申遗的较量中，中国依然思路老套，“只听雷声响，不听雨点落”，大多停留在“口号”阶段，因为中医药申遗面广量大，又试图“打包”申遗，然而由于规模大、涉及范围广、研究深度要求高,操作难度可想而知；另一方面，申遗过程中，很多并未从真正文化传承的角度进行，而是纠缠于经济利益、地区平衡等非文化的因素，时至今日，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与档案中只有清代内阁秘本档中有关在华西洋传教士活动的档案、东巴古籍文献、清代科举大金榜、“样式雷”建筑图档等列入世界记忆遣产，这些文献当然也是中华传统文献，但其中真正称得上具有中华文化标志性意义的文献有几部呢？

相反，韩国的做法则小处着眼，瞄准目标，并充分利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韩国人脉优势(有人戏称之“朝中有人好做事”）。曾经在韩国工作过多年的学者郝明义曾撰文认为，一方面，韩国在天然及有形文物申遗方面，并无优势，他们的申遗策略就一直瞄准无形文化遗产，2003年清唱板索里、2005年江陵端午祭申遗以及此次《东医宝鉴》成为记忆遗产都是这个策略的成功执行；另一方面，在政府及财团的支持下，韩国学者一直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申遗评委会工作。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成立“人类口传及无形遗产”国际评审委员会的时候，韩国东国大学林顿熙（音）就积极参与，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其后三次韩国申遗成功的幕后最大功臣。2005年韩国以江陵端午祭而申遗的时候，曾经遭到很大阻力，由于林顿熙的竭力争取，才最终顺利入选。而韩国这次为《东医宝鉴》申遗，一方面由林顿熙负责国际宣传的部分，另一方面首尔大学徐庆浩（音）则是“世界记忆遗产”国际顾问委员会的委员，其间的人脉因素决不可小视。

一些观点认为，中国对中医药的文化保卫战最初其实应采用点对点的战术策略，仅以《本草纲目》和《东医宝鉴》对决，就足以捍卫中医药文化的尊严。这一方面是着眼于国内外李时珍相关研究的成熟度,特别是其在国际上的高知名度,同时也是为了厘正被部分韩国学者的“考证”所混淆的学术视听——遗憾的是，这只是些建议而已。

《本草纲目》等中医古籍的申遗之路，到底有多远呢？

天文绿蛇

中医为什么没能在“韩医”前申遗
2009-08-15  新京报 葛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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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文化遗产厅近日宣布，7月31日凌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韩国申请的《东医宝鉴》初刊本，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消息传来，中医界纷纷发表否定意见，“‘韩医’概念改自‘汉医’”，此书只是“一本中医纂辑之作，基本没有独创性”，指出韩国这样做“意在确立‘韩医学’的正体性”，是无视历史真实。（8月13日《东方早报》）

如果说，韩国当初以“江陵祭”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出乎中国预料，因而颇有措手不及之感，那么，这次申报在国内早有报道，而且风闻中医学界一直在酝酿以《本草纲目》申遗。事到如今，无论如何，都已让韩国占了先机。须知全世界对文化遗产有兴趣的人中，绝大多数不懂中文，对中国与韩国的历史文化了解极其有限，更无法区别中医与“韩医”有什么区别，说不定会因《东医宝鉴》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而将两者本末倒置。这正是某些韩国人的目的，到时中国人却奈何它不得。今天中医学者的话，基本是上不了世界主流媒体的，充其量只是在给国人打气，甚至只是自说自话。

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明白，中医源远流长，时间早于、影响大于《东医宝鉴》的中医典籍不知有多少。但为什么中国不能先于韩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或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呢？据说是因中国应该申报的项目太多，在国内也排不上号。而且在中医界内部，用哪本书申遗也意见不一，或者认为光申报《本草纲目》太少，事情还没办成就想搭便车。就像其他待申报的项目一样，尽显内斗的本色，却走不出国门。

有人说，这是因为韩国人在国际上大造舆论的结果。果然如此，中国为什么不造？此话如放在改革开放之初，还情有可原，到了今天却毫无道理。中国缺乏向世界推介中医的经费吗？没有这样的人才吗？也许都不是，却又都是。韩国曾专为《东医宝鉴》开过多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反观国内某些中医的国际会议，究竟到了多少非华人华裔的学者，产生了多少国际影响？

还有人将这样的结果归结于韩国的人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遗结构中有自己的人。的确，据我所知，按人口比例计算，韩国人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的官员和工作人员远高于中国，甚至在一些机构的绝对人数也比中国多。但这又怪谁呢？是中国真的缺少这样的人才，还是有什么因素妨碍了中国人进入这些机构？

退一万步说，实在没有人，也可以请外国人帮忙，或者出钱雇国外的专业人士。清朝第一位驻外大使，就聘用了一位美国退休外交官蒲安臣，以前我们的历史书都以此指责清朝腐朽没落、丧权辱国，实际事出无奈，当时中国实在派不出合适的人来。而且此人还是为中国出了力，多少为中国争得了一些权益和平等。经过这次实习培训，清朝终于有了首批本国外交官。

我很怀疑，对《东医宝鉴》申遗成功的事会与前几次一样，不乏学者引经据典的批驳、爱国者义正词严的抨击、网民异口同声的怒骂，最后却没有具体的有效行动。以后韩国又有什么项目申遗成功，就再来一次。但愿这次我会失算！